【前言】
毛主席和傅作义的交情，其实早在抗日战争大规模打响之前，就已经建立了。傅作义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，让共产党同志们心里头十分钦佩。
1937年那会儿，毛主席安排了程子华他们几个人跑到山西去，找傅作义商量怎么抗日。程子华见了傅作义，就直接开口跟他讲：
傅先生是个特别有国家立场的人。去年，日本关东军那边给你开了6000万大洋的大价钱，就是要你宣布自个儿独立，不跟南京政府混了，国名还随你挑，地盘涵盖内蒙、宁夏、甘肃、新疆这些地儿。你二话不说就给回绝了，这事儿传到我们耳朵里，真心佩服你的那份爱国情怀。
之后，多亏了傅作义的协助，北平顺利实现了没有战争的解放。毛主席对傅作义的评价特别高，认为他功劳很大，而且对他非常放心。
在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，毛主席问傅作义，以后想干啥工作。傅作义回答说，他不想继续在军队里干了，而是想做点跟水利有关的事情。
对于这事儿，毛主席讲道：“以后水利部长你当得了，军队的事儿也还能继续抓，我觉得你挺有本事的……”
新中国一建立，毛主席对傅作义还是像以前那样，特别信任和看重他。
【新官上任，毛主席敏锐察觉问题】
1949年，北平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在那次会议里，主要任务是确定并批准副总理和各部委领导的最终名单，由大会的主席团来负责审核。
周恩来提议让起义将领傅作义来当水利部部长，这个决定得到了主席团所有人的赞同和批准。
得知这个结果，傅作义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，直接就哭了出来，把会议都给打断了，只好先停下来。
接着，傅作义站了起来，开口道：
周恩来先生推荐我来做水利部部长，没想到主席团全票赞成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想当年，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，我提着满满一箱的黄金美元，想方设法找关系，就为了能混个部长当当，结果啥也没捞着。
傅作义边掉眼泪边讲述：“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让我这个投降的将领去当水利部长，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睿智和共产党的伟大。共产党要是不掌权，那真是没天理啊！”
接着，傅作义高高地举起手臂，大声喊道：“共产党长存！咱们的领袖毛主席永远伟大！”
在场的其他人都被傅作义的情感带动了，跟着他一齐大声喊起口号，眼里热乎乎的，两行泪水不自觉地滑落。
尽管傅作义当上水利部部长这事儿，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名，还经过了大家的一致投票，全票赞成。但任命消息一出，还是有些人心里头不太乐意。
有人竟说些离奇的话：“老一套的革命方式哪比得上新的，而新的呢，又不如不搞革命。”这话飘进了毛主席的耳朵里，他听后批评说：
谁能露一手，把北平那二十万守军给引出城来，乖乖听我们安排，好让解放军不动干戈，就能拿下北平，还保证这古城完好无损？
听到毛主席那番话，大家心里的不满都烟消云散了。
不过，傅作义刚一接手新职位，就撞上了挺多难题。
那时候，水利部里有些人觉得傅作义不是党内的人，就故意看轻他，给他使绊子。
有次，傅作义坐着专车去参加水利部的会议，等会议结束，他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。后来一打听，原来是有人故意把他的车开到个偏僻地方给藏起来了。
再者，对于傅作义以部长身份签发的文件，也有人表达了反对的意见。
所以，有那么一阵子，傅作义看完文件后，自己啥也不写，都是让一个副部长来签字。日子久了，这事儿就成了个习惯。
有回，毛主席瞧见水利部文件批复里头，傅作义的名字居然没出现，他立马就觉察出这里头不对劲儿，感觉有问题。
没过多久，毛主席在天坛公园碰见了傅作义，直接就问：“老傅，咱共产党里头有没有人对你不够尊重啊？”
傅作义连忙摆手：“您太客气了，没治我的罪，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。说到水利，我其实是个门外汉，真怕自己做不好部长这个职位。”
说实话，傅作义在水利工作上，并非像他自己讲的那样一窍不通。早在咱们新中国还没成立那会儿，他就已经是搞水利的行家里手了，人称“水利将军”。
1931年，傅作义成了绥远省的大当家。他看到那边一直乱糟糟的，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，就跟国民党提了几个建议：让大伙儿搬过去住，把边境充实起来，再搞点生产活动，这样国防也就稳固了。
此外，傅作义大力加强军队建设，同时动手改革税收制度，清理河道，还积极推动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1939年那会儿，蒋介石吩咐傅作义去绥远的河套那块地方，弄了个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部，让他来负责。
那时候，河套那块地方的水利建设真的挺差的，庄稼地里产出的粮食远远不够军人和老百姓吃。所以，傅作义就亲自去找了水利方面的行家王文景，恳请他到河套那边去领头搞水利。
那时候，傅作义带着的10万国民党正规部队，说白了就是10万搞水利建设的大队伍。
每当水利工程碰上难题得找军队搭把手，傅作义就会下令，从队伍里挑些人手出来，每个团的头头都会亲自上阵，领着各自的人马分片负责，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把事情办好。
部队到达工地集合后，傅作义会亲自到现场，组织一个动员大会。
在一次动员大会上，傅作义讲道：“这次开渠工程任务艰巨，它跟绥西军民的口粮问题紧密相连。能不能顺利搞定这事儿，跟咱们抗战能不能赢关系大了去了。所以啊，大伙儿得把挖渠这事儿当成打仗一样，全力以赴去完成！”
1941年那会儿，傅作义调动了三千多号人马，去帮地方上搞水利建设。他们动手挖渠，把杨家河的水引过来浇地，结果让三万多亩农田及时喝上了水。
当地人为了纪念和赞扬傅作义，就给这条渠起了个新名字，叫“好运渠”。
之后，傅作义提出了个新主张，就是“治军和治水得一起抓”，他给农田水利项目批了贷款，大力搞水利建设。不光如此，他还主要靠军队，加上一些民工，一起挖了复兴渠。这条渠对五原和晏江两个县可帮了大忙，饮水问题解决了，能浇水的地也多了，粮食产量自然就上去了。
傅作义管理河套那会儿，这地方被大伙儿夸成了“边疆的小江南”和“粮食鱼儿都多的地方”。在国民党管的时候，这样的称赞可是独一份。
所以，傅作义讲他干不了水利部长这活儿，说不定是有点儿自谦在里面。
针对这事儿，毛主席劝他说：“不懂的你就去钻研，有问题就多问问老百姓。一边学习一边实践，哪有谁生来就是专家呀。”
接着，毛主席直接问傅作义：“水利部那份文件上，咋没看到你的签名呢？在水利部，你是不是光有职位没实权啊？”
说起这事儿，傅作义看起来并不怎么上心，他说明道：“我平常工作繁多，老得往外跑，副部长签个字也是一样的效果。”
听到傅作义那么讲，毛主席就没再细问，但这可不意味着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
没多久，毛主席就把这事儿跟周恩来总理说了。
周恩来迅速给水利部门下了指令：不管事儿大事小，只要没有傅作义部长的点头，统统不算数！
【毛主席夸赞傅作义：钻进去了】
毛主席对傅作义给予了大力的支持，这充分显示了他对傅作义的深深信赖。傅作义呢，也确实没让毛主席失望。
傅作义跟旁边的人讲道：“咱们水利建设的担子可不轻啊，不能对不起主席和党的期望。老待在办公室里可不成，得多往下面跑跑，实地看看情况，跟老百姓学学……”
之后的好些年里，傅作义走遍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一年里头，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泡在一线，忙着调研和指挥工作。
1950年那会儿，淮河发了大水，把津浦铁路两边都给淹了，一眼望去，几十里地都是水。沿路几百里的河堤全都不顶用了，村子一个接一个被泡在水里，就连怀远县城的城墙都被水冲得没影了。
3100万亩的农田被大水淹没，好几十万的房子被冲得没了影儿，900多万的老百姓受灾，里头还有超过100万的人连饭都吃不上。
灾难发生时，好多受灾的人都跑到了一块高地上想活命。当地的领导看到这种多少年都碰不到的灾情，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，情绪低落得很。
不久，傅作义就挑头开了第一次治理淮河的会议。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定下了彻底治理淮河的大方向。
第二年3月份，傅作义自己走到淮河的好几个地方，从上游到下游都看了看。
傅作义到了淮河上面洪河的一个叫滚河的小支流，他瞅见两座大山中间那块地儿，建水库再合适不过了。根据自己治水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傅作义二话不说，就拍板决定，要在那儿修个大坝。
这个石漫滩水库特别有名，是大伙儿常说的那座大坝，它是由德国、匈牙利、捷克等五个国家的水利高手联手打造出来的。人们称它为治淮的头号大坝。
巡查下游区域时，有大概三十里地汽车开不进去，因此，傅作义决定和所有随行人员一块儿徒步走。
因为还带着被褥行李，随行的人就向村民们租了三头小毛驴来帮忙驮东西。接着，他们又在村里找了几位年轻姑娘，让她们帮着牵驴。
傅作义瞅见后，直接跟工作人员说：“咋能让姑娘家拉那头毛驴呢？咱到了那儿，找个人把毛驴捎回来不就结了？”
经过49天的时间，傅作义完成了首次淮河考察任务，然后给政务院做了全面的工作情况说明。
之后，傅作义再次组织了关于淮河治理的第二次会议，并在会上敲定了淮河治理的第二年工作计划。
1952年那会儿，傅作义又跑到淮河那边去看了看情况。过了三年，他再一次，也就是第三次，到了淮河进行考察。
傅作义每次去工地看看，不仅要知道工程进度咋样，还特别在意工人们吃得好不好，还有附近老百姓的生活状况。
不过，说到自己的身体，傅作义好像并不是特别在意。
傅作义胃不好，得少量多餐，可他老是在外面忙，就只好随身带着点馒头干，有空就啃一点。
再说，傅作义心脏不太好。每次他外出检查，要是得爬高啥的，都得先吃上几片硝酸甘油，预防心脏病犯了。
修建三门峡水电站那会儿，傅作义从黄河下游一路走到潼关查看情况。那时候，天气热得要命，气温直逼40度，就算啥也不干，光坐着都能汗流浃背。
已经六十多岁的傅作义，还是硬着头皮按计划去巡视，就是不肯多歇一会儿。
傅作义常到一线实地看看，这样他对水利活儿就越来越懂了。基于这些了解，他还写了几篇讲水利的东西。
从1951年到1954年间，傅作义陆续在一些大报纸和杂志上，发表了好几篇讲中国怎么管理淮河的文章。
有些作品因为用英语、日语、俄语三种文字发行，受到了全球读者的热烈，并且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
傅作义对水利事儿那是真上心，毛主席心里头明镜似的。有回开会，听完傅作义的一番话，毛主席转头就跟旁人说，夸了好几遍：“这家伙，真是把水利研究透了！”
毛主席对傅作义非常信赖，这种信任可不仅仅是因为认可他的能力。
傅作义当水利部部长差不多快一年时，有一天，他去找毛主席，直接就说：“有点儿事儿得跟您坦白，我之前漏说了……我这儿还藏着些电台和枪支，没交上去。这事儿我做得不对，啥责任我都愿意担。”
傅作义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担责的准备，却没想到毛主席轻松地对他说：“别担心，你继续留着用就好。”话音刚落，主席便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新中国一建立，北平城里就躲了好多国民党的特务，他们打算暗中捣乱。
1949年冬天，12月份的时候，斯大林迎来了他的70岁大寿，毛主席亲自带着一行人去了莫斯科给他庆贺，还一起签署了那个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。
国民党得知情报后，打算借机对毛主席下手。幸运的是，解放军的情报机构拦截了一封从北京发到台湾的电报，于是他们早早就做好了防备。
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局势里，起义的头头傅作义，自个儿藏着无线电台和枪械。毛主席展现出的宽广胸襟，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他对傅作义的信赖。
毛主席的宽广胸怀，深深触动了傅作义。这使得傅作义下定决心，要紧紧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步伐，拼尽全力，给国家和人民多出一份力。
之后，傅作义也动过念头想要加入共产党，但可惜因为好多事情，最后没能实现。
【身居高位，廉洁朴素】
傅作义，大家都叫他“布衣将军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好多年里，他虽然是个大官，但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态度。
傅作义身兼多职，包括水利部部长、国防委员会主席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，他对家里的生活开销设了个上限，坚决不让家人多花一分钱。
他对于国家给的那辆车，家里人想开他都不让，只有他自己上班的时候才能开。
再者，傅作义常常外出考察，他并不热衷于摆架子。
有一次，傅作义去视察工作，当地的头头们为了表示热情，特地摆了一大桌子好酒好菜招待他。傅作义一看这阵仗，就跟身边的秘书讲：
上面说得清清楚楚，上边不让搞宴请，也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大喝。今天总共就来了仨人，顶天了摆一桌，弄四个菜加个汤就齐活了。可他们倒好，又是杀猪又是宰鸡的，足足摆了十几桌！
讲罢，傅作义无奈地笑了笑：“这所有的账，都算到我一个人身上了！”
再者，傅作义外出时并不爱讲排场，身边一大堆人跟着。按规矩来说，他外出办公可以乘坐火车上的特别车厢，就是那种单独为他准备的车厢。
不过，傅作义从来都不搭乘公务车出行。他认为，跟其他员工挤在一个包厢里就已经足够了。没有软卧也没关系，硬座一样能坐，这样一来，还能更贴近群众，多掌握些实际情况。
傅作义因为忙个不停，身体又有病，所以很快就撑不住了，累垮了。
1957年4月份，傅作义在陕西进行考察工作时，由于工作太拼累倒了，心脏病犯了得住进医院。
周恩来知道这事后，马上从北京调了些专家到太原去，这样傅作义就安全了。
到了1962年，傅作义的心脏问题变得挺严重了。中央看着他的身体这样，就安排他到广东去休息调养。
傅作义直接说了：“要是光让我休息，那我不想去。要是能让我干点活儿，那我就去。”
没办法，中央政府只好同意了傅作义的工作申请。傅作义抵达广东后，就开始四处奔走查看水利项目。每到一个水库，他都会先吃几片硝酸甘油预防不适，接着就跟随行的人一起走到坝顶，实地了解状况。
在水利部长这个位置上，傅作义一干就是好多年。不管是天寒地冻，还是高温酷暑，不论是洪水肆虐，还是干旱少雨，他总是亲自跑到一线去指导。
不过，傅作义的身体终究还是没能扛住繁重的工作。到了1972年10月，已经77岁的他，因为身体原因，跟中央说了想辞去水利部部长这个职位。
他认为，自己身体状况欠佳，没法好好干活，这其实就是在耽误工作。
不久，中央就同意了傅作义的辞职申请。这样一来，傅作义在水利部长的位置上稳稳坐了23年，他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，连续担任一个部部长时间最长的人。
傅作义虽然离职了，但他之后还是一直心系国家的水利事业发展。
1974年那会儿，傅作义先生查出了癌症。周总理一听这消息，虽说自己刚动完手术身子骨还弱，但还是立马就去看望了傅作义。
在病床边，周恩来弯下腰，贴近傅作义的耳朵，小声告诉他：“是毛主席让我来瞧瞧你的。他说啦，你在北平和平解放这事儿上，可是立了大功啊！”
听到周恩来的话语，病榻上的傅作义情绪激动不已，嘴唇哆嗦着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。这时的他，心里头有话想说，可就是张不开口。
在离世前十天，身体极度虚弱的傅作义心里还惦记着北方的干旱。他向探望他的人询问：“北边有没有下过雨啊？”
傅作义在快不行的时候，给周恩来写了封信。信里他感激毛主席和周恩来对他的照顾，还说要把国管局还给他的4个存折，加起来有40万元，都给交回去。
这笔钱，傅作义在解放战争前通过经营工厂和商贸企业积攒下来的。他主要拿这些钱来支付那些不在编制内的工作人员的薪水，还有给牺牲的战士家属发抚恤金，另外也用来创办学校等事务。
1966年那会儿，傅作义就想把这笔钱交给国家。不过，毛主席说了，这笔钱先存到人民银行，还是由傅作义自己管着用。
1971年，国管局把那笔钱原原本本地退还给了傅作义。直到他离世，傅作义都没动过那笔钱一分一毫。
在快要离世的时候，他又一次非常诚恳地请求周恩来，周恩来最后点头同意收下这笔钱，并决定将其交给国家财政。
1974年4月19号，傅作义离开了人世，那时候他79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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